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儿子终生务农，婉拒孙子“农转非”
曾志简介
曾志，1911年4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起，先后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
1928年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参加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志同志和陶铸同志一起与“四人帮”及其同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7年12月，曾志同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使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党的十二大上，曾志同志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
1998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据新华社资料
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的红色家风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健、王宇、胡锦武、郭强
为了革命，将亲子含泪送人，失散23年重聚后，已是“高官”的母亲却不徇私情，让儿子继续务农终生；亲孙子想办个“农转非”，曾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奶奶却婉拒；去世后，她留下遗言“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
从井冈山革命时期的红军战士，到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曾志同志的家风纯粹、干净、高尚。
干部家风连着党风、政风。近日记者在井冈山倾听中组部前副部长曾志同志的长孙石金龙讲家史，感动不已。以下为石金龙同志的口述实录——
1
母子失散23年，却让儿子终生务农“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
1928年4月，湘南暴动后成立的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跟随朱德的部队，向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发，“朱毛会合”后正式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的奶奶就是那时跟着队伍上的井冈山，并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那年11月，17岁的奶奶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石来发。因为是难产，奶奶生产时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被用姜汤灌醒。
残酷的战争环境，天天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怎么可能带孩子呢?奶奶一咬牙，在产后26天将我的父亲寄养在王佐部下一位叫石礼保的副连长家。同样是红军的石礼保夫妇又把父亲交给了曾外祖母(石礼保的岳母)抚养。
曾志与毛泽东同志合影。
父亲7岁那年，石礼保夫妇先后牺牲，从此便与曾外祖母相依为命。父亲再次见到奶奶是在1951年，他已经是23岁的大小伙子了。那一年，中央派了南方革命老区慰问团帮助井冈山恢复生产。
奶奶得到消息后，就托来井冈山的同志帮忙，寻找自己当年留下的孩子。慰问团的同志几经周折打听到，在大山脚下大船村，有个石来发，正是当年奶奶留下的孩子。
当时，奶奶是广州电力局局长。于是，他们就安排父亲去了广州，见到了从未谋面的母亲。奶奶性子很硬，一生很少流泪，可是看到父亲，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多年的牵挂，20多年的思念，都在那一刻迸发了。
后来，奶奶了解到，父亲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对父亲说:“来发，留下来吧，留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识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妈，算了吧。我已经成家了，还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回去吧!再说，家里还有80岁的老外婆，没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她养老送终，人得讲良心啊!”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奶奶听后非常感动，连连点头。她说:“来发，你做得对，应该回去!你虽然不识字，却能懂得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图报。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就这样，父亲和奶奶匆匆见了一面后，又回到了井冈山。
1964年，父亲第二次去广州找奶奶，却是为了“避祸”。那时，父亲作为村里的报账员，因为有五毛钱对不上账，害怕被划为“四不清干部”，父亲只好跑到广州去“找靠山”，就想着留在广州不再回去了。
没想到，他却被奶奶硬生生地撵了回来。奶奶对父亲说:“你在家里出了事，不管有没有挪用公款，都要回去说清楚，不能一有什么问题就躲避。”
没想到，这一别，又是20多年。父亲也就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2
中组部副部长不给孙子办“农转非”“组织原则象征着党的生命，他们绝不会亲手去破坏的”
我在1985年第一次见到奶奶，那年我30多岁，是井冈山垦殖厂的赤脚放映员。奶奶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在我心里的概念，这更像是历史课本上的故事，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样一位做大官的奶奶。
对于与奶奶的见面，我充满了渴望，也因为心里藏着一个私心，想通过奶奶“改变一下命运”，实现“穿上皮鞋，不再打赤脚”的梦想。
那年10月底，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了北京。到奶奶家里一看，却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锦衣玉食”，家里很简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多的就是书。
见面后的一次晚饭时，我说:“奶奶，盼了这么多年，我们一家才能在一起，这是家里最幸福的时候了!”奶奶却叹了一口气，说:“是啊，金龙，我们还能在一起真是不容易!我有多少战友都牺牲了，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还有多少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身上流的是谁的血。和他们比，我们真是再幸福不过了。但是要知道，没有他们的牺牲，也不会有咱们的团聚。所以，我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你们也都是。作为咱们家的孩子，更应该懂得回报。”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可惜，我当年并没有体味到“幸存者”的含义，不然，我一定不会跟奶奶提什么要求了。去北京之前，我一直有个念想，就是希望通过奶奶解决生活、工作上的困难。
可是离返程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一直没敢开口。直到临走前两天的晚饭时，我瞧着奶奶心情不错，就壮着胆子说:“奶奶，家里都挺好，您不用挂念。只是，我们爷仨都是农村户口，您看能不能给家里解决一下商品粮户口?”
没想到，当时饭桌上的气氛立即变得很尴尬。奶奶听后，很久没说话，然后指着桌上的剩饭菜笑着说:“金龙，你看咱们今天吃的饭菜，不都是农民种的吗?那你又何苦要转商品粮呢?”说完，她就起身回房了，留下我和父亲面面相觑。
听了奶奶的话，我当时真后悔去了北京，心里不断埋怨着:“你根本不用自己发话，哪怕跟秘书使个眼色，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不办呢?我们到底是不是你留下的孩子!”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几年以后，一直不甘心的我，又找到奶奶的秘书小刘，想请她出面跟地方上挂个电话，帮我们解决“农转非”的事情。没想到小刘秘书听到后吓得直摇头，说:“曾部长有规定，家里的事要是她没有交代，我今天办了，明天就要卷铺盖回家了。”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奶奶为什么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我也理解了，在奶奶这一代共产党人心里，组织原则象征着党的生命，他们绝不会亲手去破坏的。
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唯一一次帮我“办过的事”就是帮我买了一辆二手车。那一年，我想买辆车跑运输，改善一下家里经济状况。奶奶了解到我家里确实困难后，托人打听到一单位有辆退役的旧解放货车，就帮我联系了购买的事。随后，我四处借债加上贷款，才总算凑齐了5500元的购车款。
当时，我所在的垦殖场也想买部新车，但没有购车指标，奶奶了解到是单位购车需要，才点的头。后来，奶奶还再三叮嘱我:“你买的二手车是你的，公家的车就是公家的，可别在中间搞什么名堂。”
3
临终遗愿让人感佩“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
1998年4月4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姑姑陶斯亮通知我们到北京探望病重的奶奶，但是，特别要求只能派代表来。
在病房，奶奶的手指在微微地颤动，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知道，奶奶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嘱咐。我赶紧过去，俯下身，紧紧地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用微弱的声音说:“金龙，奶奶这一辈子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你能体谅奶奶吗?”我不禁失声痛哭。
6月21日，奶奶病逝。没有设置灵堂，也没有通知我。我是在姑姑陶斯亮送奶奶的骨灰回井冈山时，才知道的。安放骨灰时，我与姑姑发生了争执。姑姑要把奶奶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不立碑，也不写生平简历。我坚决不同意。我当时真是不明白，姑姑怎么忍心这样简单地安葬奶奶。
就在我与姑姑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奶奶的秘书李冬梅拉住了我。她说:“金龙，别争了，姑姑是按照曾部长的遗嘱办的，咱们还是尊重老人家的意思吧。”接着，她将几页纸递到我的眼前，正是奶奶的遗嘱。
曾志同志遗嘱。
在奶奶这份遗嘱《生命熄灭的交代》上这样写道:
“我曾在写给中央的一份倡议信上签了名，即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还不要在家设灵堂。我死了，除陶斯亮和在北京的家里人，在京外的，如志修、曼华、春华，井冈山的来发、金龙，宜章的昭德，贵州的钟莲，大连的昭仁，以及祁阳的党政组织，和北京的其他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
把我的遗体先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火化时，除了斯亮少数几个人办理，还请中组部老干局帮助料理，但千万不要声张，不让其他人知道。我想这样做，才真正做到了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也不知道，战友亲属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一些悲哀和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丧事改革者!
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还留一点，放在家里的骨灰盒里，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埋下去，静悄悄的，绝不要搞什么仪式，由陶斯亮把骨灰送井冈山，事先不要告诉来发和井冈山的党组织。
死后三个月，由陶斯亮发一个讣告，并在报上登个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我唯一要求的，是费了多年心血写成的回忆录，请女儿陶斯亮趁身体健康，脑子够用的时候，抓紧点时间，集中一下精力，尽量快些整理出来。
我这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反映我国革命社会历史的一点侧面，不论是好是坏，总算留给后人一点史实。
我上述所有愿望，请女儿陶斯亮尊重我的遗愿，照办。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于北戴河。”
曾志同志与家人在一起。
看完遗嘱，我顿时泪流满面。
后来，我们就在小井红军烈士墓附近，挖了个洞穴。父亲、叔叔、姑姑兄妹三人，你一把，我一把地将奶奶的骨灰洒在洞穴里，并在上面栽种了一棵柏树。
我找来一块赭黑色的石头，在上面刻上了“魂归井冈”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写上了“红军老战士曾志”。奶奶终于回家了，回到了她一生牵挂的战友身边。墓地虽简单，但在奶奶心中应该是最大的圆满了。
在整理奶奶的遗物时，我们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叠得整整齐齐的80多个信封，都是奶奶的工资袋。上面放着一张字条:这些钱是组织发给我的工资，除去我生活上的花费，其余的全部在这里。请转交给老干局，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告诉组织，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奶奶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正如姑姑陶斯亮给奶奶的墓志铭所写的那样: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记者手记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肃然起敬
作为参加革命最早的少数女红军战士之一，曾志的红色家风，至今听来仍令人动容泪下。
谁人不疼爱自己的骨肉，谁又能轻易割舍亲情?面对国事家事，曾志总是泾渭分明。她对待子女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恰恰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家国情怀的真正写照。
“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曾志生前常讲的这句话，是她人生的标尺，更代表着那一代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家藏心底”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质。
在井冈山采访期间，我们听到了太多太多老红军和革命烈士们的感人事迹。
红军老战士、开国上将李聚奎弥留之际，把儿女们叫到床前，颤巍巍地把亲笔抄录的遗产“清单”交给他们，每一张纸上都赫然写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释文。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大厅内，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5744名。每一位烈士寥寥数语的生平介绍，更让人心灵震撼。伍若兰26岁，王尔琢25岁，卢德铭22岁……正当风华正茂的年纪，就已慷慨就义。他们的子女或许年幼，又甚或他们还未来得及品尝爱情、生儿育女。
然而，正因为爱得深沉，从曾志、李聚奎到每一位红军战士为子孙后代留下的，是远比金钱财富更为重要的红色基因、良好家风。
“天下之本在家”。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会安。信仰坚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至今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继承发扬。©
来源：1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监制：易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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